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并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未来主旋律是推动“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的40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早已经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根据统计局2019年相关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2561元。按照五等份分组，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月均收入不到1000元。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当下，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已经冲到0.47(达到0.5以上就是收入悬殊了)，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资源再分配在所难免。

因此，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中国人对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不算陌生，那么三次分配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在国内最早是由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的。不过直到25年后，它才首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体系中。之后，出现的频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

按照厉以宁的说法，从最朴素意义上解释：一次分配就是工资，由市场主导;二次分配就是社保，由政府主导;三次分配就是公益，由社会道德驱动。三次分配首次获得官方认定，是在2019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会议在提到我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时，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而在次年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三次分配”政策指向得到了进一步明晰，会议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三次分配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挂了钩。

多措并举迈向共同富裕

目前来看，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进行的分配远远达不到平衡。在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方面，还需要政府继续出台相应的政策。

首先，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厉以宁曾表示，一些地方自然条件差，扶贫过程中不能只给东西，一定要教会他们本领，知道怎么用，也就是要授人以渔。而授人以渔，教育是重要途径，一定要重视教育。在一些教育不发达的地区，很多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需要政府来帮助进行基础的教育、技能培训等，让他们能够在窗明几净的学校上课。同时，一些地方自然条件差，需要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这方面，要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的力量。

其次，要减少城乡分化、东西部差距。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都需要平衡。厉以宁曾经在贵州毕节扶贫，他表示，毕节在很长时间和“贫困”这个词汇紧紧捆绑在一起。当时处于悬崖上的村庄，孩子们上学有的要爬六小时山路，要溜到云南再回贵州，才能到达学校。政府要加大对西部的支持，除了财政以外，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贫困地区的交通、供水等基础设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脱贫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公共工程建设必须配套。

政信力量助基建促民生

无论是创富还是缩短城乡差距，推动基础建设、民生项目不可或缺。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些投入都是生产性投入，一定会有很大产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农村、西部的建设中，给当地人改变命运的更好的基础设施，让老百姓能够接触到更好的生产设施，从而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致富。

政信投资多数投向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道路建设等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等项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石。所以，一般的政信项目，往往可以使投资者从多维度受益，实现投资人、政府、百姓三方共赢。

推动共同富裕，关键在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支撑。通过政信金融，可以发动全社会力量，帮助地方政府推动民生产业发展，为经济、社会成功度过调整期进入高质量发展期而努力。同时以政信金融的方式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红利让给大众，能够借用大众的力量，推动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