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面脱贫攻坚任务已如期高质完成、“十四五”规划顺利开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城市化乃至经济格局。那么，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如何?未来中国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面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们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发展动能实际上是通过改革来推动整个中国的结构转变，而“十四五”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动能是结构性潜能，而都市圈、城市群是整个结构性潜能中最重要的动能。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都市圈的发展再次引起代表和委员的关注与热议。除了引人注目的京津冀、长三角都市圈，很多省市的代表和委员都在为当地的都市圈建设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宣城市市长孔晓宏建议，加快推进宁宣(南京至宣城)铁路项目，让以宣城为代表的皖南，通过“安徽东部桥头堡”的定位，加速融入宁杭两大都市圈。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徐州市委书记周铁根建议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开放平台打造、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逐步形成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经济现代化都市圈。

 

九江市委书记林彬杨、市长谢来发等三名来自九江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更是提交联名建议，呼吁新建长(沙)经九(江)至池(州)——“长九池”高铁，加速中部地区崛起，串联长株潭城市群、大南昌都市圈、皖江城市群等。

 

近年来，由于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构建以都市圈、城市群以及核心城市为引擎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心城市主导下的城市群加快发展，正在释放出中国经济新的潜能。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以及相关体系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等，成为本次两会的重头戏之一。

 

都市圈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就都市圈发展来说，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是沿着“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先是城市的大型化、中心化，然后是都市圈化，之后是发展城市群。

 

研究数据表明，过去十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65%进入核心都市圈，未来十年这种趋势仍然会持续，而且都市圈的人口“质量红利”将进一步凸显。未来，我国城镇化新增人口的三分之二将集中在都市圈。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人口是市场的基石。人口红利继续释放，将决定未来都市圈的能级。同比会出现大量跨城通勤人口，这也使得都市圈空间通过通勤体系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网络，外围节点型城市加速发展。而产业又是都市圈的发展内核，与人口一起构成都市圈发展最大的基本面，而在这个产业基本面里，新基建对都市圈的影响无疑是重中之重。

 

新基建应首先在都市圈发力

 

纵观此次两会对于都市圈的讨论，几乎所有的代表委员都强调了基础建设对于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这里指的基建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仅是造桥修路，取而代之的新基建是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打造文化交流互鉴高地、优化配置各类要素资源、推进开放合作携手共赢，在体制机制方面开展探索创新和先行先试。

 

“新基建”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底层基础，通过“新基建”带动相关产业新动能发展，使我国整个产业体系更具有竞争力。“新基建”要以都市圈作为核心载体，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因此，这样的新基建往往和新技术、新产业相挂钩。产业发展的大国蝶变，将从全面开花的跟随型经济，向核心都市圈引领的创新型经济转变。

 

专家认为，创新将决定都市圈未来的高度。哪些产业能跑到世界前沿，在全球价值链的享有位置，便决定了这个都市圈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

 

都市圈重新定义不动产市场和城市竞争力

 

研究数据表明，从过去十年房地产市场表现来看，全国市场增长了6倍，都市圈市场则增长了7.5倍，其中都市圈的外溢市场增长了10倍。2019年，我国9个核心都市圈房地产市场的平均增幅是非都市圈的两倍。可以看到，都市圈以及都市圈的外溢市场增速明显高于全国。

 

专家认为，现代化都市圈的培育使得三四线城市开始承接来自核心城市大量要素资源，并将越来越多的产业转移到这里。这意味着未来大都市圈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而工资不低、房价相对不高的都市圈外圈层的城市也将吸引更多年轻劳动力流入，这有利于加快房地产市场转型和平稳健康发展。

 

倪鹏飞也认为，现在的城市竞争正转变为都市圈竞争，甚至城市群之间的竞争。而城市圈是空间聚散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空间经济正进入聚中有散的发展阶段。各都市圈应该加快多中心的规划和布局，加快基础设施在都市圈范围的延伸和加密，加快公共服务的同权化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外迁，加快产业链体系的一体化布局，塑造以都市圈为单元的住房体系，在都市圈尺度上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

 

总之，在都市圈发展的新时代，各种资源，包括人口、技术、数据、资本、土地、教育、医疗等都涌向了都市圈。可以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机会就在都市圈。

 

陆铭：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是结构性增长第一要素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来源就是两个：第一个是生产要素积累;第二个是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生产要素的积累角度来讲，现在出生率下降非常明显，我国人口马上都要进入到负增长。而从全国范围来讲，现在的城市面积已经扩张得非常大了。再看资金，现在中国从宏观来讲并不缺钱，尤其在货币环境比较宽松情况下。所以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如果只靠生产要素的积累，这个动能是不足了。

 

而讲到经济结构效应，陆铭认为最重要的结构效应其实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结构效应，小城市和大城市的结构效应，还有一些区域的结构性效应。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人往哪里去，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土地配置到哪里，可以最大化土地的产出;资本往哪里配置，能够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性就非常清楚了。

 

为什么现在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要提高到这样高的地位呢?陆铭认为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什么样的阶段呢?尽管现在官方的表述是在工业化后期，但从经济指标来看，服务业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和在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都已经超过制造业了。而这又是在我们经济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制造业的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长期以来比较忽视服务业的发展的话，中国经济很早就应该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了。

 

那么当经济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那就是集聚效应会比以前变得更加重要。

 

陆铭认为，这个集聚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单体去看一个城市的话，服务经济范围就很广了，包括消费型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也包括生产型服务业，比如科技、创新、文化。它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特别高，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这样一来，从生产要素配置的角度来讲，如果压制了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就压制了这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压制了创新的发展。

 

另外一个集聚效应就体现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当集聚效应不是那么强的时候，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经济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没有那么多的互动。但中国的经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随着集聚效应的增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城市跟周边的中小城市、农村之间的都市圈内部的紧密联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在集聚效应变得更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优化我们经济的结构，就到了必须要破题的一个阶段。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接下来怎么办呢?陆铭认为应该尽快做到以下几点。

 

“十四五”期间，要迅速、尽快推出一批都市圈规划。当前中国已经有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成都和重庆双城经济圈也被提出来，但是陆铭认为都市圈的规划还是严重不足。最近国家发改委批复让江苏和安徽合作建设南京都市圈，因为南京都市圈的建设跨越安徽和江苏省的边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希望接下来，中国能打破按行政管辖的辖区范围来做规划和进行资源配置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形成类似于像南京都市圈跨行政管辖边界的都市圈的发展规划。首当其冲的就是上海怎么形成跟江浙周边中小城市联动发展的上海都市圈，深圳跨越城市管辖边界跟周边的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成都和重庆跨越省级的行政边界形成双城经济圈，这些都要破题。

 

政策要做的事情就是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从当前政策的导向上来讲，陆铭认为可以在城市群内部率先形成相互户籍的互认，然后在积分落户的时候，在城市群内部可以让别的城市积的分在本地落户的时候，也能够相互承认。广州这方面的改革走在了全国前面，已经提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它城市积分的这些分值、社保缴纳的年限，在广州积分落户的时候可以带过来，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政府要帮每一个地方去发展它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陆铭认为，在上海、深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营商环境改变、对创新的投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反过来现在有些地方传统产业相对在弱化，比如东北重化工业现在要转型，因为竞争力在弱化，那就要培植新的产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还有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一些自然资源型的城市，自然资源枯竭了，怎么办?就要适当地减少人口，要做减量型的规划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在各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用自己的特色来立足。

 

访谈

刘守英：“十四五”期间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在都市圈

 

在刚刚经历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形势带来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后，2021年，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掀起新消费时代的幕布;另一方面，“十四五”规划纲要则为国家发展指引了新基建、集成电路、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工业互联网等产业新路。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带来产业空间的价值重构，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则是价值重构的基础，这需要更宽广的视野与更深层次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如是对记者说。

 

应该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农业类就业人口到城市去创造更大的经济动能。

 

这是刘守英对记者讲的“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潜能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整个中国农业就业份额过高和不稳定的结构性潜能，让更多的人到城市去创造财富。“我们现在讲城乡融合也好，讲乡村振兴也好，不是让这些人去农村创造GDP，农村不是创造GDP的地方，农村也不是创造更多的经济动能的地方。”

 

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期间将会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会向乡村延伸，形成城市延伸带。从人口流向来看，有人会说这是城市化和乡村振兴两个引擎，但仔细去想，从城到村的整个链条里，经济机会还是在城市，人往城市走还是“十四五”的主流。农村的人想着城市有机会，又想在不太远的地方改善自身的状态，基于对经济机会和生活的选择，就会往城市延伸带走。城市延伸带将是“十四五”期间整个城乡融合的主要区域和主战场，产业延伸的主要区域，也是人口居住和生活延伸的主要区域，也可能是未来乡村的人进入城市后，能够选择落脚的主要区域。而这个城市延伸带实质上就是围绕都市圈发展起来的城市群。

 

刘守英认为，都市圈和城市群是解决结构性动能的主战场。“对中国的城市化的理解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城市，我们有多少人进到城市就解决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促进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更好地循环的主要的区域在哪?是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因为都市圈和城市群能使各个要素之间的配置和各个要素之间的流动产生更有效的循环，使各个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提高。”

 

刘守英表示，尽管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面积占比都很小，却占据着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大半的物流、信息流、人流、资金流的循环节点。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当我们打开网购的物流定位图时，经常能看到一条曲折跳跃的物流路径，从分散的都市圈外围汇集到中心，再实现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的物理迁徙。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微中心城市，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它们都是在中国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形态，并且正在成为产业集群、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

 

然而，不同于以往分散在县域经济里的简单上下游关系，也不是经开区、工业园、科技园那些大中小企业的粗暴堆积，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生产关系。

 

产业集群最大的优势是供应链优势，不仅仅是上下游产品，包括信息流、物流、人才资源等都高度聚集，使到集群内部企业成本大大降低，形成巨大的边际效应。

 

“未来的竞争是全球范围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刘守英认为，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建设战略性产业集群本身，而是通过这一举措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四个方面存在的堵点疏通之后，将在都市圈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聚集、沉淀、升级，进而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并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

 

刘守英认为，现在讲城乡融合，一定要解决城乡问题，但城乡问题核心就是解决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问题。

 

“中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就要通过城乡融合。但城乡融合实际上是要寻找它能够使城市、县、镇、村庄之间能够有效衔接的区域，一般的地方是不具备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已经高度发展，城市跟乡村之间已经形成有效联系的区域，是解决中国整个城乡融合最有效的区域。所以说中国未来要解决城乡问题的主战场是在城乡融合的区域，城乡融合的区域主要是在都市圈，我们必须围绕都市圈进行要素配置，不能够普遍地在不同等级的城市进行这种要素配置，那样的话我们是配置不起的。”

 

刘守英表示，都市圈的整体发展不是划一个圈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政府手段就能够把要素的配置做正确的，而一定是要通过要素的流动，通过机会的寻找，通过城市不同功能的分工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再有效地发挥政府的正确的作用，避免市场失灵。这样就形成整个都市圈发展里的高效循环，功能有效的分工，就会实现我们整个中国结构性潜能的发挥，真正使都市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