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比较多,他是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国际上的定义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宽松一些的定义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最广的定义甚至延伸到油气、矿产甚至房地产。

 

 

一、新基建之新

 

新基建的重点在于这个新字,是指应用于科技端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轮新基建有四新,包括:

 

新领域 :由传统基建转向包括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7大领域;

 

新地区 :新基建重点围绕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

 

新主体 :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吸引民营资本参与;

 

新方式 :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

 

形象点说,原来的基建就是一个由钢筋水泥盒子搭建的身躯,而现在新基建需要在这个躯体之上,编织一个由数据算力和人工智能算法支撑的神经网络。

 

这在当前的大背景下,确实是个英明的决定。全球疫情肆虐严重冲击了社会需求,新基建短期可进行需求拉动,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稳投资、稳增长和稳就业的目的。以基建对冲经济下行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超发货币的蓄水池

 

新基建的另一个逻辑是为超发的货币提供承载的资产。说到货币放水,这已经是全球共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真的知道货币放水是如何实现的,下面咱们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央行印了100元借给银行放贷,银行贷款给企业A, 企业A用100元购买企业B的原材料,企业B将营收的100元存到银行,这100元又回到银行,但是虽然银行收到了这100元,但是不能再全部用来放贷,因为银行有准备金率的要求。如果准备金率是10%,那么银行就要上缴10元给央行,剩下90元继续放贷,比如再放贷给个人C, C从D那里购买包包, D将营收的90元存到银行,这样央行的准备金多出了90元*10%=9元,剩余资金81块再去放贷。

 

这样你会发现,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央行的基础货币,包括印出来的钱和准备金,这部分也可以叫high power money,就是高能货币,另一部分是基于高能货币,通过经济活动扩大的在市场流通的实际货币量,就是我们后面循环放贷的过程。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率来调整第二部分钱的数量,因为从数学推导来看,流通中的实际货币量等于高能货币除以准备金率。

 

在货币放水过程中,央行虽然是主角,但需要各个银行来具体执行。当经济很差的时候,很多银行会担心风险太大,不愿意把钱借出去。这时央行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定向放贷,二是将放贷当成KPI作为银行考察的指标,通过窗口指导要求银行在实际工作中扩大放贷量。

 

有时放水不够也不是银行的原因,尽管有钱花是好事情,但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很多借款人可能担心未来无法还款就不再借贷。这时央行还有一招叫降息,降息从字面理解就是降低还款利息,这样就降低了借款人的借款门槛。

 

货币政策很灵活,但是因为是间接调节,效果有时候会有偏差,特别是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如果还不能让经济活跃,就只能靠财政政策登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目的都是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区别是实施的部门不同。财政政策由财政部实施,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来直接调节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国企的利润、公债等,比如国家投资获得的红利就属于国企利润,但这部分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所以财政收入主要还是靠税收和公债。

 

而财政支出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比如政府购买的办公用品、社会救济、补贴等各种福利就属于政府支出。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比如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投资来直接增加市场上供给的货币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听起来这个循环很好,但有个bug叫通胀,因为市场上供给的商品有限,而资金越来越多,物价必然上涨。但回看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经验,好像并不是如此。M2由2009年初的49万亿增加到现在超过200万亿,现在的资金供给是十年前的3.77倍。可物价呢?除了2011年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物价涨幅超过3%以外(最高也就是2011年7月的6.45%),其他约8年多的时间物价涨幅都在2%左右徘徊。

 

所以这十年货币在超发而物价却不涨,那多印的钱去了哪里?

 

答案是楼市,也就是房地产的蓄水池效应,一方面聚集超发的货币,相应减少市场中实际流通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因为预期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老百姓会压制其他消费,从而减慢货币的流通速度。因此我们看到,虽然M2在超发,但国内的物价很稳定。

 

过去,房地产一直承担着关键的蓄水池作用,但是因为资源错配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隐患,中国急需一个新的蓄水池来替代房地产。这时候新基建横空出世,它不仅有相当的体量来承载货币,还能与当前产业链和传统基建发生飞轮效应,实现国家的产业转型升级。

 

 

三、带动下一轮科技创新的产业支点

 

那最后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先聊聊中国产业链的发展历史吧。

 

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包产到户让农民有了自己的农田,大家干活更有动力,生产效率也因此提高,一下子解放了当时接近中国就业人口一半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随后到了乡镇企业,1995年时贡献了中国四分之一的GDP,90年代末乡镇企业达到高峰期之后,就开始规模化、工业化、标准化发展,经过技能培训,从小工厂转到大工厂,变成了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工人。而我国也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品几乎各个行业排名第一的工业大国。

 

中国不仅工业产业链世界第一,铁路、公路和机场共同构建的物流网络也是世界第一,这得益于2008年政府推出的“4万亿计划”。用这4万亿,我们修了3.5万公里的高铁,这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建设量加起来也不到我们的一半,我们还修了大概有17万公里的高速公路、6000公里的地铁以及多个机场,建立了发达的物流网络。这是我们能够在一二线城市网购基本1-2天到货,而美国是3-5天。当然,如果比较物流成本,美国物流行业的GDP占总体GDP8%左右,而我们超过14%,所以我们在效率优化方面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这个提升,就要靠数据化新基建。

 

 

比如原来我们做工业,首先进口一定量的石油和煤,其次用车把它运到各个需要的地方,然后把它加工出来,接着再考虑把它卖给谁,怎么运过去。但现在,我们搭建了基于数据的完整信息网络,能在全局上实现效率调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链条相互之间到底应该谁生产什么,怎么连接,运到哪里去,下一次生产出来之后还可以卖给谁。像这次发生疫情,我们知道全中国哪里能生产口罩,哪里有工厂可以生产口罩原料熔喷布,以及这些口罩不同地区分布的产能大小,如何运到疫区去,这些实现都要靠新基建。

 

而且,新基建有助于我们产业升级。虽然中国在几乎所有的工业消费品上都做到了世界第一,但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屈指可数。比如华为,也是被芯片卡脖子。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一大芯片进口国,一年3000多亿美元的进口量,但我们国产品牌在整个芯片产业链上可能占比都不超过5%。

 

新基建将促进我国芯片产业的发展,比如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将加大对服务器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形成新一轮的产业拉动。